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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汉语词语)_百度百科

2020-04-08 00:55教育新闻 人已围观

简介大成基金网站声明:百科词条人人可编辑,词条创建和修改均免费,绝不存在官方及代理商付费代编,请勿上当受骗。详情 《文章》包括各种文体的著作、作品,如诗歌、戏剧、小说、科学论文,记...

  声明:百科词条人人可编辑,词条创建和修改均免费,绝不存在官方及代理商付费代编,请勿上当受骗。详情

  《文章》包括各种文体的著作、作品,如诗歌、戏剧、小说、科学论文,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等等。“千古文章未尽才”“文章千古事”“文章憎命达”“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言出为论,下笔成章”等,都是现在所说的文章的意思。更广义的文章,也包含“学问”“奥秘”等意思,如“洞明世事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

  “文章”的“章”字,是个会意字,从音从十。古代奏音乐,连奏十段才能结束(十,数之终也),这十段乐就是一章。所以,文章文章,也有段落。文章既从“音乐”里会意出来,应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读起来如音乐一样美妙无穷、悦耳动听的文字,传诵开来,才配得上“文章”一词的真正含义。

  “文”即“纹”,指“纹路”、“纹样”。“章”本指“屏蔽”,转指“外表”。“文章”原义指“有纹样的表面”,诸如服装上绣绘的龙凤图样、皮肤上针刺的花卉图案,等等。即其原义是指直接构成视觉形象的图样。后指文字所描绘出来的事物图样,需要大脑“解码”才能完整呈现的间接的事物形象。

  ⑴原指文辞,现从写作的角度与“文学”区分,指篇幅不很长而独立成篇的文字。

  西汉·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文章尔雅,训词深厚。”你看了晨报上的那篇文章了么?

  清田兰芳《明河南参政袁公墓志铭》:“公(袁可立袁枢)实出于潘母。美仪观,多大略。年十二入州庠,见赏於督学何公应瑞,文章有声场屋间。”

  《官场现形记》第三十五回:“阎二先生听到‘报效’二字,便晓得其中另有文章。”

  “文章”两个字,在现代汉语中已成为一个词汇,意思非常明白,但在古汉语中,用青、红两色线绣称之为“文”,用红、白两色线绣称之为“章”。实际上,“文章”二字古意为锦绣,后来转义喻文。“文”的另外一个意义是指画,同“纹”。《礼记·月令篇》说“文绣有恒”,据注释“文”,是指画。

  ⑻原指错杂的色彩、花纹。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一文中,原指大自然中各种美好的形象、色彩、声音等。

  中国古代不合乐的称为诗,合乐的称为歌,现代一般统称为诗歌。它按照一定的音节、韵律的要求,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

  《汉书·礼乐志》:“和亲之说难形,则发之于诗歌咏言,钟石筦弦。”汉荀悦《汉纪·惠帝纪》作“诗謌”。唐韩愈《郓州溪堂诗》序:“虽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谓,而喑无诗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于道也。”明王鏊《震泽长语·官制》:“唐宋翰林,极为深严之地,见于诗歌者多矣。”鲁迅《书信集·致窦隐夫》:“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两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

  文章的基本要素——主题、材料、结构、语言,是文章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以往各种写作论著论之甚详,但对其概念内涵的揭示似欠斟酌,定义并不严格。新近出版的写作论著,或沿用旧说,或虽有改动而仍值得商榷。本文拟从严格意义上的定义要求出发,结合有关知识,对这四个要素概念的种种“定义”质疑问难,并试提出自己的修正意见,以就教于写作界同行。

  最常见的定义是:“主题是文章中通过具体材料所表达的基本思想。”这个定义由来已久,似无庸置疑,但仔细想来,它似有片面之嫌。常识告诉我们:文章是表情达意的工具。这个定义只及“达意”(表达的基本思想),而不及“表情”,岂不为缺漏?或谓“达意”即“表情”?若然,岂不是说情感与思想等同?但心理学研究早已证明,情感是与思维不同的心理过程,它“具有独特的主观体验的形式和外部表现的形式”,具有极为复杂的社会内容。虽然思想左右情感,但情感也会左右思想。详而言之,在实际心理过程中,有时思想是主流,有时情感是主流,尽管二者不可割裂。美国的J.M.索里、C.W.特尔福德在《教育心理学》中指出:“当全部反应在性质上主要是情感反应时(主要是内脏的),观念性的期望与知觉的和概念的意义(主要是神经的)同样也可以成为全部反应的组成部分。”反之亦然。心理过程中思想与情感所占地位的不同,“外化”或表现为不同文体中主题类型的不同。在逻辑类文章中,是“理为主”,在形象类文章中,是“情为主”。文论上说的“辞以情发”就是指的后者情形。各种形象类或文艺类文章,旨(主题)在“表情言志”,“以情感人”(不同于逻辑类的“以理服人”)。写这类文章,是“情动于中而形于外”,发乎情——“能憎,能爱,始能文”(鲁迅),终乎情——“情尽言止”。所以,为使“主题”或“主旨”的定义更有涵盖性,定义的中心词就应是思想与情感二者,即定义为:

  主题是作者在文章中通过一系列精心选择、剪裁、并编织起来的具体材料所表达的最主要的思想和倾向(倾向就是对生活现实的憎爱情感或态度)。

  这样,定义对逻辑或形象类文章都适用。实际上,人们(例如语文教师)在分析、归纳一些文章的主题时,通常总是说:本文通过××(材料与表达方式),表达了作者×××的思想,抒发了作者×××的感情(有的虽不写“抒发了××之情”,但那个“主题句”却是把理、志、情融为一体,包含“情志”内容的)。可见只言“思”不言“情”的主题定义,也与“主题”这一术语在实际使用中的内涵不相吻合,而修改后的定义则可避免这一点。

  将“主题”定义的中心词改成“思想与倾向”,虽只是一词之增,但由于它符合作文心理过程的实际,符合文章内容的实际,因而无论对写作实践或阅读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写作,尤其是文艺创作,正如黑格尔所说:“一方面求助于常醒的理解力,另一方面也要求助于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气的情感。”树立了“主题”是“最主要的思想和倾向”的深刻观念,将使习作者更自觉地用“两条腿走路”,更自觉地酝“情”发“思”,使二者相互渗透,相互激发。这就是“情感思维”。在“情感思维”中,情之所至,材料跃然,思如流水(联想和想象的纽带就是情感)。作家的经验证明:正是在情思激越时,妙笔才能生花,写出文情并茂的传世之作。即使是写逻辑类的论说文,也当如朱光潜先生所说:“也还是要动一点情感,要用一点形象思维”。如果把“主题”仅仅定义为“主要思想”,就会“暗示”人们去写所谓“零度风格”的文章。而“零度风格”的文章既不易写成,更不会打动读者(“零度风格”,zero style,参见朱光潜《漫谈说理文》)。阅读呢?固然,阅读要通过概念、判断、推理去评析,但首先要通过形象、情境和美感等去鉴赏。主题仅仅是“主要思想”的观念,会“暗示”人们将阅读的注意力投向理性分析,而忽视形象思维(不少学生形象思维能力差,与他们自小就接受的“主题就是主要思想”这个定义不无关系)。其实,阅读应当交错地运用抽象思维与形象思维,领会文中情理相生的旨趣。鉴赏文学作品,既要借助想象(与“深厚的心胸和灌注生气的情感”相关联),又要借助分析、综合和概括(与“常醒的理解力”相关联),挖掘作品的思想意义和所蕴含的哲理。这才能发挥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和美感作用的整体功能。

  定义的中心词何以用“倾向”而不用“情感”?这是因为“倾向”除含有“憎爱之情”外,还有“态度”、“趣向”等几个义项,即有更广的外延。文体不同,内容不同,“情感”的类型也各异。各种“思;情”的文体(各种应用文政论文学术论文等),狭义的“情感”(憎爱之情)色彩并不浓,蕴含于文中的,主要是某种志向、愿望、态度或精神。而这些广义的“情感”,均可用“倾向”这一术语来指称。例如,一些学术论文,与其说内中蕴含一种“情感,勿宁说蕴含着一种“倾向”,一种执着地探索并证明真理的欲望、志向和求实精神。因为通常总是把“情感”理解为狭义的,所以用“倾向”可以使定义对各类文体都适用。

  常见的一个定义是:“材料是提供文章内容和表达主题的事物和观念。”严格地说,“事物”并不是材料:尚未反映到头脑中的“事物”不会是材料;已经反映到头脑中(或写入文章中)的“事物”,已是一种观念,一种关于“事物”的感性或理性的认识。这是唯物论的常识。与此相一致,人们有“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的正确命题:“反映”二字,不独指文章的观点,也指其中的材料。也正因为如此,人们评价文中材料时才有“真与假”、“片面与全面”等标准。如果材料的外延包含与“观念”相对的“事物”本身,那材料(事物)就没有“真假”、“偏全”等区别了。所以,材料是“事物”的说法不能成立。

  另一种有影响的定义是:“材料是从生活中搜集、摄取以及写入文章中的一系列事实或论据。”这个定义含有另一种毛病。“事实或论据”,显系分指两类文体中的材料:文艺类的材料——事实,论说类的材料——论据。但是,文艺类的材料不尽是“事实”(“事实”一般总是指对事物、现象、过程的直接反映,属于感性认识),也有与“事实”相对的“理念”(指思想观点,即理性认识)。例如,文艺作品中经常穿插一些引用先哲的话语或作者关于生活哲理的直接议论等,用以支持作品的主题。这一类材料,就属于与“事实”相对的“理念”。所以,用于分指的这个定义中的“事实”,实在缺乏概括性。若定义中的“事实或论据”不是分指,而是“概指”,同样不能成立:文艺文既然非“论”,其中虽有议论,也不宜称为“论据”;至于论说文,其中的材料固可称为“论据”,但“论据”与“事实”不是同一平面上的概念,而是属种关系的概念——论据划分为事实论据和理论论据两类。处于上下位关系的两个术语(“事实”和“论据”),用“或”或“和”连接都是不妥的。

  对“材料”怎样下定义才臻于严格和科学?上举定义中的“事物和观念”,本意在指出两种类型的材料:感性材料——“事物”,理性材料——“观念”。倘从这个角度下定义,并与认识论相一致,似可说:

  还应提及的是,上边这个定义中“形成或表达特定主题”这个修饰性成分绝不可省,因为它揭示了材料的自身规定性——与主题的相对性或相互依存关系。材料,总是特定主题的材料。换言之,只是在与特定主题的对立联系中,特定的“信息”(感知和理念)才称之为材料。因此,在此篇为材料者(如某种观念),在彼篇可以是主题;在此篇为主题者,也可以是另一篇另一主题的材料。这就是材料和主题的相互依存性与相对性。我们在给主题下定义时揭示了二者的这种辩证关系,指出主题是“一系列具体材料”表达出来的“最基本的思想和倾向”。这是因为没有特定具体材料的表现就没有主题。同样,在给材料下定义时,也绝不可忽略这一点。“形成或表达特定主题”——这是材料自身存在的根据,是材料的本质属性之一。

  常见的一种提法是:“简洁地说,结构就是文章的内部组织构造。”这个“定义”看似天经地义,其实违背逻辑。因为逻辑上的定义公式是“种差+邻近的属”,而这个定义的中心词“组织”、“构造”并不是“结构”“邻近的属”,而只是“结构”的同义词。我们不能知道“构造”比“结构”多了点什么,所以这个定义实等于说“结构,就是文章的内部结构”。可惜这个“定义”一直为一些论著所沿用。

  有的书在“结构”章没说结构是什么,只指出“结构是文章的骨架”,似以此作为“结构”的定义。骨架,确实很形象地表达了结构的特征和作用,但这只是一个比喻,比喻永远不能成为定义,因为比喻永远不能直接揭示对象的类和特有的本质属性。

  还有的定义是“偷换”概念。书中论及“结构”,开宗明义的就说:“结构是对文章全部内容的编织和安排。”作者要给“结构”(N,指文章要素之一)下定义,但下的却是“结构”(V,即安排结构)的定义。“结构”确有名、动两种词性,是个兼类词,但写作论著应当把“结构”(N)与“结构”(V)分开,并用“安排结构”或“布局谋篇”来代替“结构”(V),以免术语混淆。若作者说上边这个定义原是给“结构”(V)下定义,讨论“结构”(V,“联结、组合”之义)之法,以切近于指导写作实践之目的,那么,就产生另一个疑问,即,一般论著在论述其他三要素(主题、材料、语言)时,都是用的名词性术语,唯独讨论“结构”时用它的动词义,这岂不造成论著自身体系的不统一?若按这种“切近于实用”的说法,为求得体系自身统一起见,就当将主题改为“立意”,材料改为“选材”,语言改为“遣词造句”了。但这实际上已不是文章四要素,而是作文四环节了。显然,作者的本意不是这样。所以说上边这个定义是“偷换”了概念。

  稍好一点的定义是:“结构是文章材料的组织方式”。“方式”是“结构”的上位概念,它揭示了“结构”属于“形式”的范畴,触及到“结构”的本质。但这个定义却失之疏漏。“结构”不仅是“材料的组织方式”,还是材料与主题的联结方式。例如,论说文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论证方式,而论证方式乃是论点和论据之间的联结方式,我们不能说论说文的结构仅仅是论据之间的联结方式。固然,论说文的结构也包括了这一层,但论说文结构更重要的内涵是论点与论据之间的联结方式。所以安排论说文“结构”的构思,不只是要考虑论据之间的关系和联结问题,更要考虑全部论据与中心论点的关系和联结问题,后者乃是“布局谋篇”首先要解决的全局性问题。所以,“结构”的严格定义应当是:

  不少写作论著未给“语言”下定义,似乎认为它不是一个重要概念。或者认为:语言这个东西,人们太熟悉了,无须下什么定义。其实,熟悉的东西不定都能下一个准确的定义,而下不好定义,其实就只是表面的“熟悉”,并没有抓住对象的本质。

  若干论著引用列宁的话,指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是从社会功能上给语言下定义,树立这一观点,充分认识语言的社会本质,自然是重要的。但写作论著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由于语言在写作学中的特殊地位(就某种意义讲,所谓写作,就是运用语言的艺术),写作学当有自己特有的“语言”定义。这种定义既要反映语言的本质属性,又应顾及写作实际,具有指导语言运用的理论内容。现代语言学对语言现象的研究日益深入,在构拟写作学的“语言”定义时,可以而且应当借鉴其中关于语言的本质、构成、习得、运用等方面的有关理论成果。

  语言是直接标记心理经验因而具有透义性的符号,是思想的“建筑材料”和写作的表达工具,它本身包括语音、词汇、语法三个系统,每个系统都是一个分层的装置,靠组合和替换进行运转。

  写作论著中的“语言”章,对这样的定义自然要作一点解释,要介绍一点语言的理性知识。至少,应指出“语言与言语的区别”,“语言的符号性及其透义性”(其他符号要转译为语言符号才能被理解和有意义,如“红灯”,只是在社会将它转译为“禁止通行”时,“红灯”这种符号才具有了意义。语言符号则不然,它无须转译,因为它直接与思想情感相联系,是透义的符号),指出“语言习得和运用的基本手段——组合和替换”,等等。旧写作论著的“语言”章,往往只提出“语言的要求”,言必称“三性”(准确、鲜明、生动),至于怎样达到“三性”,语言”到底是什么,其基本手段若何,就不涉及了。这种封闭式的樊篱,新的写作研究应当突破。

  以上分别对文章四要素的概念定义提出商榷,借以引起讨论。古人云:“一名之立,旬月踌躇”,可知给术语下定义是科研中最吃力的事情之一。由于思力所限,加之“踌躇”不够,这篇小文中的“修正意见”只能是抛砖引玉。

  拟制标题所依据的文章内容要素,主要有三个:一是文章的主题,二是文章的课题,三是文章的材料。

  直接依据主题拟题,就是运用简洁、凝练的语句概括出文章主题,并以此作为文章标题。如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鲁迅的《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的《反对党八股》,以及诸如《要珍惜时间》,《知识就是力量》,《勤能补拙》等,都属于这种情况。直接依据主题拟制的标题,本身就是文章主题的表述形式,它具有明快、朴实的特点,便于读者准确、迅速地把握文章主题。一般议论文和应用文较多采用这种标题形式。这种拟制标题的方法,我们可以称之为“主题法”。

  间接依据主题拟题,就是通过设问或比喻、象征等手法,在标题中间接地表现和传达文章主题。间接依据主题拟题的方法主要有“设问法”和“比喻象征法”两种。所谓“设问法”,就是以提问题的形式来拟制标题,标题以疑问句的形式出现。如列宁的《怎么办》,鲁迅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以及《承包后对“多余”的职工怎么办?》,《我们应向先进人物学什么?》等,都是用设问法拟制的标题。采用设问法拟制标题应该抓住具有普遍性、倾向性,并为广大读者所关心的问题,或是容易为人们所忽视的重要问题,这样容易造成悬念,引起人们思考和阅读的兴趣。所谓“比喻象征法”,就是采用比喻、象征的手法来拟制标题。如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肖凤的《豆牙菜和小松树》,鲁迅的《朝花夕拾》,秦牧的《艺海拾贝》等,都是用比喻象征法拟制的标题。这种标题形象生动,给人的印象深。拟制这种标题需要作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文学词汇。

  间接依据主题拟制的标题,虽然并没有直接点明主题,但它与主题的关联却是十分紧密的。譬如采用设问法拟制的标题,其主题往往就是对所提问题的具体回答。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其主题:志愿军战士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就可以看作是对标题的一种具体回答。当然,对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回答,用设问法拟制的标题对主题的限定也并不是唯一的,但在作者的心目中,主题(即对标题的回答)却只能是唯一的,而且是先于标题而存在的。标题不过是作者为了强调主题,引发读者思考而设计的。又譬如,运用比喻象征法拟制的标题,有时完全可以看作是对其主题的一种形象化的表述形式。如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其标题的实际含义是:革命力量虽然暂时弱小,但终究是会胜利的。而这正是此文的主题,标题只不过是换了一种形象化的说法而已。

  依据课题拟制标题,就是运用简炼的语言点明文章所要研究和讨论的主要问题,以此作为文章的标题。如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谢觉哉的《论“同甘共苦”》,叶圣陶的《谈阅读教学的目的》等,就都是依据课题拟制的标题。依据课题拟制的标题可以使读者明确文章所要研究和讨论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对文章的内容范围进行限定。这是一般理论文章所经常采用的一种标题形式。这种拟题方法可以简称为“课题法”。

  依据材料拟制标题,就是把文章中用来表现主题的主要材料的名称拿来作为标题使用。这种拟题方法可以简称为“材料”。因为材料的种类较多,所以这种拟题方法也比较复杂但常见的有以下七种:第一,以材料中的主要人物为题。如鲁迅的《藤野先生》,巴金的《廖静秋同志》,魏巍的《我的老师》等。第二,以材料中的主要事件为题。如何为的《第二次考试》,楚庄的《清代的文字狱》,都德的《最后一课》等。第三,以材料中的主要景物或事物为题。如贾平凹的《丑石》,杨朔的《香山红叶》,冰心的《小桔灯》等。第四,以材料中主要人物活动或主要事件发生的时间概念为题。如叶圣陶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郑振铎的《街血洗去后》,刘白羽的《长江三日》以及《当……的时候》等一类标题。第五,以材料中主要人物活动或主要事件发生的空间概念为题。如徐迟的《祁连山下》,沈从文的《前》,孙犁的《山地回忆》等。第六,以主要人物或主要事件、事物的某个局部细节为题。如朱自清的《背影》,巴人的《况钟的笔》,秦牧的《巡堤者的眼睛》等。第七,以文章开头用来引发议论的某一具体事物为题。这种拟题方式大都采用“从……说起”式的惯用写法,如鲁迅的《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夏衍的《从点戏说起》等。这种拟题方式大都适用于以渐引法开头的议论文。

  一般记叙文的标题比较多地采用“材料法”来拟制,因为记叙文的主题主要是通过对具体材料的叙述和描写来加以表现的。另外,这也是记叙文所具形象性的特点在其标题中的体现。

  拟制标题除了直接采用上述基本拟题方法以外,还可以在上述基本拟题方法的基础上,根据文章内容的需要,恰当地运用一些修辞手法和语言技巧,以使所拟标题更加新颖、多样。

  1、引用法就是借用俗语、名言或他人诗句等现成的语言材料来拟制标题。引用法分直接引用和变形引用两种情况。

  直接引用,就是把引用的语言材料不加改动地直接取来作拟题之用。如理由的《扬眉剑出鞘》,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铁公鸡—一毛不拔》,廖沫沙的《教然后知困》等,都属于这种形式。直接引用比较简单,无须多说。变形引用则非常复杂,需要着重谈谈。

  变形引用,就是把引用的语言材料经过加工改造,然后再作拟题之用。变形引用根据不同的加工方式又可分为“反叠式”、“悖论式”、“谐变式”、“镶嵌式”等不同形式。

  反叠式变形引用,就是利用其他文章标题、俗语等进行反面重叠,造成一种反叠式的标题。如蒲鲁东曾写有《贫困的哲学》,马克思便利用它写了《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这就是反叠式变形引用。此外,诸如《“回头浪子”帮助浪子回头》,《伯乐相马与马相伯乐》等,也都属于这种形式。反叠式变形引用,内容上可以使标题产生新意,给人以新奇而幽默的感觉,形式上给人以对称的美感。

  对常见的俗语、名言进行加工改造,取其反义而用之,形成一种貌似荒谬却又隐含着十分新颖而深刻的意义,这种引用方式叫“悖论式变形引用”。例如“班门弄斧”这句成语一般是用来讽刺那些在行家面前卖弄本事,没有自知之明的人。而一位作者在介绍华罗庚赴美讲学的一篇文章中却拟用了《弄斧必到班门》这样一个标题。为什么呢?因为华罗庚赴美讲学计划讲十个数学专题,为了与美国同行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学术交流,他决定在美国各大学所讲的专题必须是该大学科研中的长项。华罗庚戏称自己这是“弄斧必到班门”,此文作者便取之为题。你看,这个标题与“班门弄斧”的本义正好相悖,却又含义深远,切合于文章内容。此外,诸如《近水楼台不得月》,《曲高未必合寡》,《要有“知人善免”的勇气》等,也都属于这种形式。

  谐音式变形引用,就是利用语言的同音现象,将引用的俗语、名言中的个别字词加以替换,造成一种同音异义的语言效果,这种引用方式就叫“谐音式变形引用”。例如1987年1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登载的苏泰的文章《学而优则“侍”》,标题显然是从《论语·子张》中的“学而优则仕”一句变化而来。原来此文主题是赞扬大学生勤工助学,放下架子,课余时间去咖啡厅为顾客服务。此外,如《以“职”论价》与俗语“以质论价”谐音,《爱“才”如命》与成语“爱财如命”谐音,这些标题与原句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另出新意,醒人耳目。

  镶嵌式变形引用,就是利用俗语、名言、古诗词等原有的语句框架,选择一些切合于文章内容的字词填嵌其中,使其另生新意。例如,有篇新闻报道,标题是《助人何必曾相识,精神文明谱新歌》,其中前半句显然出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琵琶行》诗中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句,将“助人”二字填嵌其中,便有了新的含义。又如有一篇市场调查,标题为《知否?知否?应是贱肥贵瘦》,显然,这是袭用了宋代诗人李清照《如梦令》词中“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一句将“贱”、“贵”二字填嵌其中,也使标题陡生新意。

  变形引用虽然方式各异,但都能巧妙地利用俗语、名言及古诗词广泛的传播效应,给人一种似曾相识,却又颇含新意的感受,推陈出新,为我所用,使文章标题更具魅力。

  2、叠加法所谓“叠加法”,就是在他人文章或言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以其相同的写作手法写成文章,其标题往往是以相同的语句叠加而成,故称“叠加法”。运用叠加法拟题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就是利用他人有关“批评”或“批判”而拟制新的驳论性文章标题。这种标题常常拟为《关于……批评的批评》,这种标题有时也可采用多重否定的形式,但常见的是双重否定形式。此外,诸如《关于启示的启示》,《对于“笑话”的笑话》等,也都是采用叠加法拟题的一种形式。

  3、对偶法就是拟题时把结构相同,字数相等的一对句子或词组排列在一起,以表达相关、相联或相反的意思。例如《半月谈》评论员文章《尊师重教,育才兴邦》(1985年第3期),其标题就是采用对偶法拟制的。此外,诸如《运用综合技术开拓未来世界》,《高价水泥一斤不卖计划指标一袋不少》,《卖债券支援国家建设得奖品为您增添喜悦》等,也都是采用对偶法拟制的标题。

  采用对偶法拟制的标题,两个句子或词组的意思彼此补充,相互映衬可将文章内容达得更加深刻、鲜明,而且朗读起富有节奏感,能增强标题语言的艺术性。

  4、活用动词法文学作品描写人物之所以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者善于抓住人物富有典型意义的行为动作来进行描写,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物写“活”。拟制标题也可以采用文学作品描写人物的这种方法,根据文章内容,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动态性的词句来拟制标题,着眼于一个“动”字,尽量把题目写“活”例如,有篇文章记叙一位公共汽车女售票员,正确对待一个无理取闹往自己身上吐痰的小青年,从而引起小青年自责的事。如果把题目拟成《售票员风格高尚,乘车人行为可耻》便很一般。而这位作者却不同凡响,将题目拟为《冷静擦去一口痰,微笑震动一颗心》,两相比较,后者就显得格外生动感人。又如有则通报批评某单位制定的服务措施只是挂在墙上而没有落实到行动上,标题是《让措施从墙上“走”下来》。你看,一个“走”字,用得真是恰到好处,平字生辉。

  5、虚实结合法这是拟制双行标题所采用的一种拟题方法。大家知道,拟单行标题,作者既可以用平实的文字开门见山地把文章主题或主要内容直接传达给读者,直白陈事,实实在在,不需要任何修饰和点缀;也可以采用形象、含蓄的语句拟题,使标题富有形象性和趣味性,诗情画意,引人遐思。两种方法虽各有千秋,但不免单调,而拟双行标题则可以把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使其中一行标题形象、含蓄,另一行标题平实、明快,这就是“虚实结合法”。大成基金网站采用这种方法拟制的标题,其正题一般多采用富有形象性、含蓄性的语句拟制,其作用在于揭示和突出文章的主要内容,副题则采用准确、平实的语句拟制,它对正题具有诊释和限制的作用。例如,发表在《名作欣赏》1986年第3期上的朱炯强的文章:

  这两篇文章就都是采用这种方法拟制的标题。这种标题容量大且富于变化,使用起来灵活、方便,是一种颇具表现力的标题形式。

  6、设迷法就是采用类似于迷语的方式,在标题中先有意设下一个“迷面”,使读者产生悬念,诱发其想要急切解答的欲望,其“迷底”待阅读全文之后自然揭晓。例如祖慰的文章《赫赫而无名的人生》(《文汇月刊》1987年第6期),题目起得就颇为古怪、有句成语叫“赫赫有名”,“赫赫”乃显赫的意思,用来修饰“有名”,意思是名气很大,声名显赫。既然“赫赫”,何来“无名”?待看过文章之后方才恍然:原来这篇文章是介绍中国导弹核潜艇的总设计师,一位人称“中国核潜艇之父”的科学家的坎坷一生。核潜艇,乃尖端高科技产品,世界上只有极少数国家拥有,而中国已能自行设计、建造,这难道不是轰动全球的赫赫伟业?而高科技军事武器因为是国家保密项目,参与设计、建造的科学家自然也是“无名”的,所以题目就叫“赫赫而无名的人生”。此外,诸如《腰缠万贯的乞丐》,《从未见面的老朋友》,《一位没结婚的男“妈妈”》等,也都是采用设迷法拟制的标题。既然“腰缠万贯”,怎么会是“乞丐”?既然是“老朋友”怎么会没见过面?“妈妈”都是女的,怎么会出来个男的,而且又是“没结婚”的?这些标题都给读者留下了一个悬而未解的疑问,答案只有阅读了文章之后才会知晓。

  7、宾语前置法拟制标题常常使用动宾结构的词组或短句的形式。如恩格斯的《论权威》,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吴伯箫的《记一辆纺车》等。但有时为了使标题的形式有所变化,也可以把其中的宾语提到动词前面,变成宾语前置的形式。如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实践论》,《矛盾论》,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蒸子的《无名礼赞》等。宾语前置式标题与原来的标题比较,只是形式不同,内容并无变化,因此二者可以互换。

  8、隔点法运用间隔号把标题中两三个具有某种联系的单词以并列的形式分隔开来,这种拟题方法就叫“隔点法”。例如鲁迅的《猫·狗·鼠》,秦牧的《园林·扇画·散文》,林平的《读书·爱国·修身》(《文汇报》1981年5月3日版)等,都属于这种形式。

  运用隔点法拟制的标题,其单词排列整齐、匀称,能给人以美感。另外,这种标题形式还能产生悬念,吸引读者阅读。这种标题一般多适用于杂文、随笔一类的短篇议论文。

  9、冒号法近年来在报刊杂志上经常出现一种新的标题形式,这种标题中间都加有一个冒号。例如庄建民的《选美:众说纷纭的线期),《瞭望》杂志社记者文章《1993:在夏收第一线期)。

  这种标题中的冒号一般具有两个作用:一是表示前面内容是对后面内容的限制;二是表示后面内容是对前面内容某一个方面的诊释、介绍或阐述。一般情况下,这两个作用是同兼的。如上述二例:例一,“选美”是对“众说纷纭的话题”的限制,“众说纷纭的话

  题”很多,“选美”只是其一;反过来,“选美”关系到的方面很多,“众说纷纭”只是对其中一个方面的阐述。例二,“1993”是对“在夏收第一线”时间上的限制;而“在夏收第一线年“夏收”这一个方面的介绍和阐述。

  拟制冒号标题,一般总是将文字较少的名词或名词性词组放在前面,而将文字较多的动词或名词谓语部分放在后面,如上述二例即是。

  运用冒号法拟题,可以准确地揭示文章内容,让凑者在有限的标题文字中获取更多的内容信息,还可以便标题形式更加多样化。这种标题形式在新闻体裁和学术文章中比较多见。

  诗歌,是文学体裁的一种,形式较为多样化,可以吟咏、朗诵。在中国古代,区别“诗歌”与“非诗歌”之间的主要标准为“是否押韵”(不押韵者绝非诗歌)。新文化运动之后,在西洋文学的影响下,部分作者创作了不押韵的新诗,从此“无韵诗”正式登上了中国文学的舞台,甚至一度成为了诗界主流。诗歌主要的特点是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凝聚着作者强烈的思想感情,富于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有鲜明的节奏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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